他们是红军部队中的千里眼、顺风耳,欧博官网人数虽然不多,但作用堪比千军万马。他们监听国民党军动向,无数次破译密电,为红军决策提供至关重要的参考,甚至还能用假电报让敌军听从调遣。他们立下功勋无数,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却鲜为人知。 八万对五十万 中央红军为何能金蝉脱壳? 1934年4月,4次围剿红军均告失败的蒋介石,重新调集重兵,还特聘德国“十万陆军”的缔造者,被誉为二战德军之父的塞克特,作为军事顾问,组成了以他为首的多国军事顾问团开始了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按照军事顾问团的计划,蒋介石50万军队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半径150公里铁桶一样的包围圈。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抗,一年间多次鏖战,红军损失惨重危在旦夕。然而就在蒋介石准备将红军一举歼灭的时候,却发现红军突然不见了。原来,8.6万名红军将士,已于10月17日至21日突破重重封锁线,秘密渡过了于都河,并开始了后来震惊世界军事史的长征。那么红军为什么能够在关键时刻成功转移呢? 军委主席朱德在1934年9月25日发给各军团的电报——“26日晨,蒋敌向我行总的攻击,李(延年)纵队向汀州进,陈(诚)路军向石城进,其以后目的是在占领我们的中心瑞金。而薛(岳)路军和周(浑元)纵队近日亦逐步前进,其目的是在占领我们的兴国,从西面切断我的主力。”电文还特意叮嘱“在失利时,欧博应有有组织的退出战斗的计划。” 这一电文清晰地表明,国民党军总攻的动向已经尽在红军的掌握之中。缺衣少粮装备落后的红军又是怎么掌握敌人最高军事机密的呢? 国防大学教授刘波认为,这主要就是因为当时我们的红色听风者,一些无线电报务员他们破译了国民党的情报。 红色听风部队前传 上世纪20年代,红军规模不断扩大,一批根据地相继建立。中共中央迫切需要冲破严密封锁,加强对各苏区根据地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而当时传递信息主要是依靠秘密交通员,但这种方式既慢又不安全。于是党中央在上海成立了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上海巨鹿路391弄的四成里曾经是法租界,1930年9月,中央决定在这里创办第一所地下无线电训练班。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的原型李白,以及后来成为红军总司令部三局局长的宋侃夫,都曾经在这里接受训练。 宋侃夫在他晚年的回忆笔录中曾披露过当时学员们秘密学习的情形: “我们从组装三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开始,然后四管、五管,同时我们还要学报务,学普通电码,学得非常顺利,两个多月后,我们就可以收英文一百二十个字母,阿拉伯数字则可达到八十到一百个。” 红军通信事业从半部电台起步 1931年底,由于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叛变,训练班惨遭破坏,幸存下来的人向苏区转移。当宋侃夫等人历尽艰辛终于到达苏区的时候,他们所在的四方面军却连一部电台都没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当时,红军指战员大多不知无线电为何物,欧博娱乐在战斗中缴获到的电讯设备都被丢弃或者毁掉了。为此毛泽东、朱德多次下令“无线电机不准破坏,必须收集整部机器及无线电机务员、报务员”。最先有收获的是红一方面军。 1930年12月30日红军取得了龙岗大捷,当时就俘虏了张辉瓒(第十八)师十来个报务员,其中就有电台台长王诤跟见习员刘寅。 王诤原名吴人鉴,曾在黄埔军校6期学习无线电技术,毕业后担任国民党某部电台台长兼报务主任。龙岗战役被俘后参加了红军。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参加红军后的第4天,就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的亲自接见。他们备受鼓舞,想努力工作。 就在这次会见的几天后,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队宣告成立,王诤被任命为队长。无线电队驻扎在宁都小布村,王诤就住在一户姓熊的老百姓家里,一直到长征开始。今年76岁的熊兰亭,从小就听爷爷讲过王诤、刘寅他们当年在家里居住的情形。他说,王诤他们备受优待,不仅和领导人住在一起,连床都是带蚊帐的。 当年和王诤一同加入红军的还有半部电台。如今,它已是国家一级文物。 为什么是半部电台呢?因为电台由收报机和发报机组成,而红军保留下来的只是收报机,只能收不能发。王诤决定用它来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稿、收听敌军情报,帮助红军了解国民党军动向。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就从这半部电台开始了。 据江西宁都县史志办主任邱新民介绍,当时红军是比较闭塞,连报纸都看不到。毛泽东有个特点,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收集报纸掌握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从1931年1月6日起,欧博allbet王诤、刘寅架设收报机开始侦听。 王诤等人昼夜监听国民党电台。1931年5月15日黄昏,王诤在监听到了一条重要情报。当时两支国民党军用明码进行通话,吉安留守区问富田师部明天去哪里?对方称,明天将去东固。 王诤等人把这条截听到的消息立刻给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送去,将计就计在白云山下设下了埋伏口袋阵,把公秉藩整个师都给歼灭了。 通信学校 听风部队的摇篮 借助电台监听优势,加上决策得当以及战士们骁勇善战,从5月16日至31日红军共打了5次仗,仗仗取胜。初出茅庐的无线电通信部队为胜利立了特殊的功劳。1933年,中革军委决定授予王诤二级红星奖章。随着缴获的电台越来越多,各部队陆续都有了自己的设备,但是无线电人才奇缺,急需创办一所学校专门培养通讯兵。 这所通信学校就设在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今天走近学校,在墙上仍能看到许多字迹和漫画,它们是当年在此学习的战士们留下的。当年朱德签署的招生命令中规定,通讯学校选人的第一标准就是政治可靠。这些年轻战士大多只念过小学,但是要求他们不仅要掌握无线电知识,还要掌握中文、英文、数学等基础知识。今年100岁的寇琼波,1933年加入红军,当机要员时年仅17岁。 红军战士寇琼波说,密码本子有3000多字,其中有些字还不认识,但也得一个字一个字学。 还有些战士是在长征途中学习的无线电通讯知识。秦华礼便是其中之一。他说,他们一边打仗一边学习。第一次见到外语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大家就两个人一个组,你学英语我学汉语。 从当年学员们的课程表上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学业充实而有乐趣,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以外,还有唱歌比赛、趣味比赛、演讲比赛,业余时间帮农民放牛、割草干农活。这是他们戎马生涯中为数不多的和平而快乐的日子,很快他们又将投入到残酷的战斗中去。 从这所学校走出的2000多名学员,构成了红军中最为隐秘的听风部队。他们在日后的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战功彪炳,但由于工作的保密性,外界对他们知之甚少。加入这支部队的人,不少都更名改姓,他们发誓要保守党和军队的秘密,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对于机要通讯人员来说,甚至连记忆都不属于自己。老战士寇琼波说,他们对于经手的电报,“一个字都不能记住”。 在多次交战后,国民党军终于得知红军已经有了无线通讯部队,于是严格使用密码发报,红军的情报工作遇到了新的难题。破解密电的关键在于掌握密码,但这是国民党的核心机密,要想破译,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然而,红军中藏龙卧虎,并不缺少奇才。蔡威便是其中之一。 国民党加密电文 红军奇才破译建奇功 蔡威原名蔡泽鏛。1931年,他与宋侃夫、王子纲等人一起在中央特科接受过无线电业务培训,后来他们因为出色的情报侦察工作被称为 “情报三杰”。 蔡威是红四方面军二台的负责人。敌军改用密码发电之后,一时难以破译。这是当时国民党使用的密码,通常用4个阿拉伯数字代表一个汉字,再对照密码本进行破译。可以说,没有密码本,电文就是一本天书。军情不等人,1933年2月,蔡威决定与第一台负责人宋侃夫、王子纲一起啃下这部天书。 据蔡威研究会会长陈国秋介绍,当时国内的军阀多用0到9的阿拉伯数字的编排方式,国民党的部队通话内容不是那么严谨,报头跟报尾都是用明码,中间加密。蔡威等人以此研究国民党的编制密码的规律。 摸到密码的规律后,宋侃夫等人逐步弄清四川军阀田颂尧密码的部分角码排序。经过大量的比对分析,破译了1到9的主要内容。但是却卡在了0上。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0号码的编排规律被蔡威破解。从此,包括川军田颂尧在内的部分地方军阀使用的通密再也不是秘密。1933年5月份红军对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一仗,成了检验密码破译是否正确的试金石。结果,红四方面军15000人打败了田颂尧的6万人的兵力,歼敌24000人。 国民党将领家书遭破译 周恩来当面笑吟三两句 就在红四方面军蔡威、宋侃夫等人忙于密码破译时,另一个破译高手也没闲着,他就是红一方面军的曾希圣。曾希圣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曾担任中革军委二局即情报局的局长。他破译国民党密码源于宜黄战役的偶然发现。 他们在国民党军撤离时遗落的电文中发现已经破译出来的30多个字。这30多个字虽然残缺,却成了打开国民党密码的另一把钥匙,随后越来越多的电报被破译出来,国民党的密码已经尽在掌握。1933年,红军在登仙桥附近一举消灭了国民党两个师,国民党名将李默庵心情低落,就给在上海的夫人用密码发了一首诗。 三年之后,周恩来在西安见到李默庵就把这首诗中的两句背了出来“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李默庵当时非常吃惊,因为这首诗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而且用师部的密码发的,只有他夫人知道。周恩来说,我们早就破了你的密电了。 红军在长征途中,无论行军还是打仗,电台工作一刻不能中断,在战场上机要通讯人员是被重点保护的对象,但牺牲也是经常的事。而对机要人员来说,密码本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有一次,蔡威所在的部队被国民党第十师包围了,携带密码本的他一旦被捕后果不堪设想。 蔡威急中生智从口袋里面掏出银元撒在地上,国民党的部队见钱眼开,就去捡铜板跟银元。 胡正先是蔡威的战友,他目睹了当时的情景。他回忆道,蔡威一面跑,一面撕了本子往口里嚼。原来那是密码本。蔡威害怕被敌人弄去了,所以就撕了吃。 假冒蒋介石发密电 红军巧渡乌江 国民党军队为了保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变换一次密码,甚至一篇电文配一套专用的密码,为了应付巨大的工作量,曾希圣把军委二局分成几个部分,他带领一部分人专搞破译,另一部分人专门接收国民党电文。据统计,曾希圣率领的军委二局破译的国民党密码版本多达800多种。 无线电部队不仅及时监听破译国民党的电文,为中央提供决策依据,还能把这项特长用得出神入化,成为制胜奇招。1935年3月,红军主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准备南渡乌江。这时曾希圣从蒋介石调动军队的电文了解到,国民党的周浑元、吴奇伟2个纵队6个师部队正由安底西北一带转往东南方向逼近红军主力,同时在乌江南岸20余公里处,还有国民党军3个师的部队。而红军主力要保证安全渡江至少要三天时间,如果双方交锋,红军将面临巨大的危险。于是,曾希圣建议中央假冒蒋介石口吻向国民党军发密电。 这个建议被中央采纳。假电报发出后,周浑元、吴奇伟部深信不疑,部队果然按红军的指挥去往了打鼓新场。红军避免了一场血战,三天后顺利渡过乌江。队伍长驱南下甩掉了国民党20多万的堵截大军,后来叶剑英有过这样的评价“曾希圣不简单,是个可以认识’天书’的人” 长征途中未中一次埋伏 听风部队建奇功 1936年10月,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神奇的是,虽然在长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从未中过一次埋伏,总能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绝处逢生。更神奇的是,虽然国民党的电报总被红军破译,而红军的电报却从未被对方破译过。红军领导人对军委二局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好的二局,有了二局红军长征夜里行军打灯笼,没有二局长征是难以想象的。 ” 毛泽东对二局的赞扬,实际上是对整个情报侦察部队的褒奖。虽然他们中很多人隐姓埋名,工作也不为人知,他们是奋战在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他们的功绩将永远被历史铭记。 (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