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欧博在中共領導下為新中國而奮斗         2021年03月23日17:32

民革成立后，積極投入到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革命洪流中，為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的戰略反攻，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貢獻其可能貢獻的力量。

高舉革命的三民主義，提出鮮明的政治主張

　　民革從成立伊始就高舉孫中山三大政策為核心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提出旗幟鮮明的政治主張。

　　比如，在《成立宣言》中，民革宣稱，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與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有輔車相依不可分離之關系”，而蔣介石把持下的國民黨所犯下的錯誤“非真正信仰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之罪惡”，因此，“三民主義為救中國之唯一良方”，“在目前中國民主革命階段中，堅持兩大任務與三大政策的中國國民黨，仍不失其革命領導地位”。《成立宣言》還指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與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的緊密聯系這個原則同樣在當前反獨裁、爭取獨立與和平運動中適用，即“倒蔣與反帝之不可分性，倒蔣與聯合國內革命的民主黨派之不可分性”。所以，民革的成立，是為了“脫離蔣介石劫持下的反動中央，集中黨內忠於總理忠於革命之同志，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斗”。在《行動綱領》中，民革提出，“以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建設獨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國為最高理想”，“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之對外對內政策為基本原則”，民革成立的當前任務是“推翻蔣介石賣國獨裁政權，實現中國之獨立、民主與和平”。《告本黨同志書》則旗幟鮮明地表明：“本黨革命之目的，欧博娱乐在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中華民主共和國。”同時號召“蓋目前全國人民對蔣氏反動勢力已無妥協余地，本黨同志宜率先起義，以鏟除此一窮凶極惡政權之前鋒自任，為天下倡，庶幾稍贖罪行，以謝國人”。

　　之所以如此，何香凝曾解釋到：“我們所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多的團結一些國民黨內的愛國人士，打倒蔣介石。而這些人都對總理有極深的信仰，用三大政策救國的道理最能說服他們。”

　　民革鮮明的政治主張讓國民黨內許多不滿蔣介石專制獨裁的人看到希望和出路，因此千方百計地通過各種途徑與民革接觸、取得聯系，積極參加民革。比如1948年，有“雲南王”之稱的龍雲就化裝秘密離開南京轉赴香港加入民革，並在香港報刊公開發表反蔣聲明，極大地鼓舞了國民黨內的開明之士，使蔣介石和南京政府感到震驚。

積極響應“五一口號”，公開宣布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從1947年10月起，隨著人民解放戰爭迅速發展，中國共產黨先后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文件，響亮地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戰略目標，宣布“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樣的號召是中共長期以來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具體體現，契合了人們長期以來的願望，極大地鼓舞了廣大人民的信心與斗志，也對廣大民主人士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關系中國革命前途的革命方式和領導力量上，欧博allbet民革的領導人抵制和批判了當時社會上一些國內外政治勢力鼓吹的“中間道路”，公開宣布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決地站到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事業上來。

　　在民革成立伊始，身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就發表《除惡務盡》一文，明確地表達了剛剛成立的民革與國民黨徹底決裂的決絕態度和要推翻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堅定決心。在文章中，李濟深指出，抗戰以后，蔣介石撕毀政協決議，獨裁統治變本加厲，處在當下的人民深切了解到“獨裁者絕對不會有絲毫的和平，絲毫的民主出讓”，要想求得和平民主，“就隻有靠自己的力量去推翻獨裁統治”。他號召站在“民主陣線”上的同志，“以人民的意旨為意旨”，在人民對獨裁政府“忍無可忍”之時，就要“跟著作粉碎獨裁統治的行動”。

　　民革其他創始人同樣表達了反對“中間道路”的態度，對“中間道路”進行了有力地批判。1949年2月，民革創始人之一的朱學范借參加國際勞工大會之機先后考察美、英、法、蘇等國，又借道莫斯科到達東北解放區哈爾濱，深入了解解放區的農村、工廠、煤礦情況。他感受到解放區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新社會，生活在解放區的人民已經翻身當上了新社會的主人。3月31日，在給李濟深的信函中，朱學范介紹了哈爾濱的所見所聞，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民革接受中共領導的問題：“在今天民主革命斗爭中，站在領導地位，隻有由中共堅決領導才能得到革命最后的勝利，不但如此，將來革命勝利后，在民主建設中，欧博百家乐中共是第一大黨來領導建國工作。”3月6日，民革另一位創始人譚平山在香港發表《鞏固統一戰線，粉碎和平陰謀》一文，指責美蔣所謂的“自由主義”、“中間路線”主要企圖是“欺騙中國人民，掩飾美帝援蔣亡華，延長中國內戰的罪惡”，“企圖代蔣府尋找一個喘息的機會”，“分化革命力量”，爭取“自由分子”“中間路線者”，改善蔣介石“孤立狀態”，同時將內戰責任“轉移於民主黨派”。文章要求革命派除揭露和打擊“自由主義”和“中間道路”之外，還要“整頓我們的革命隊伍，清除一班苟安妥協的動搖分子，鞏固革命的統一戰線，把革命戰爭進行到底”。隨后，民革在紀念孫中山逝世23周年時發表《告本黨同志及全國同胞書》，明確表態民革“不信有帝國主義卵翼下的自由主義，不信中國人民所企求的真正永久的和平，能夠在賣國獨裁政權徹底推翻之前出現”。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徹底摧毀國民黨反動政權、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真正民主的聯合政府新政權的綱領。5月1日，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又致函李濟深、沈鈞儒，提出“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黨派、人民團體“相互合作”的意見，並建議1948年秋在哈爾濱召開政協會議，由民革中央、民盟中央、中共中央三黨聯合發表聲明，以為號召。5月2日，中共中央邀請民革的李濟深、馮玉祥、何香凝、李章達、柳亞子、譚平山等以及其他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區參加協商。

　　“五一口號”的提出從根本上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代表了包括各民主黨派在內的全中國大多數人的呼聲，獲得廣泛好評和擁護。民革對此熱烈擁護響應，認為“五一口號”的發出“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並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滿腔希望寄托於中國共產黨。5月8日，在港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以及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連續就“五一口號”召開座談會，並發起以香港為中心的新政協運動，與國統區愛國民主運動南北呼應。民革就新政協召開一系列問題與各黨派認真而深入地討論，並在討論中與中共及各民主黨派之間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基本形成了共識，促進了民革與中共及各民主黨派之間的信任與合作，也為新政協會議的籌備與召開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礎。

　　受“五一口號”影響，加之戰場上軍事勢力的對比、人民及輿論的支持，國民黨一些上層人物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譚平山描述到，受“五一口號”影響，“在一年以前，都市裡許多不關心政治的上層人物，表示並不反對國民黨打共產黨，但希望早一些打完共產黨，快點給他們和平。現在呢？他們改變了。他們希望共產黨早點打完國民黨，快點給他們和平”。

　　6月25日，經過多次充分討論，民革公開發表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聲明》，明確表示贊同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公開表示民革要“以此號召本黨同志、全國人民，為新政協之實現，人民代表大會之召開，民主聯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在這篇聲明中，民革對當時國內外政治勢力提出的“第三條道路”基調給予堅決有力批判：“今日之中國，隻有革命或反革命兩條道路，即愛國與賣國之分，民主與反民主之分，其間絕無中立徘徊之余地。苟且偷安，投機取巧，倚靠美帝扶持，輕視人民力量，都是自絕於民主，自絕於人民的死路。”自此，民革明確了自己所選擇的道路。

投身解放戰爭，開展軍事策反起義工作

　　民革的成立正值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戰略進攻時期。從當時戰場情況看，國民黨軍隊在裝備、數量上仍然佔據優勢，還擁有相當數量的空軍、海軍、機械化部隊。人民解放軍要取得戰爭勝利，還需要一場艱苦的過程。而新成立的民革力量是有限的，要實現成立之初所確定的政治目標，必須一方面寄希望於政治上瓦解蔣政權的統治，另一方面則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在戰場上通過軍事打擊、消滅國民黨的武裝力量。因此，民革積極投身解放戰爭，把自身的命運與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解放戰爭的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

　　民革特別重視對國民黨軍隊的策反工作，將軍事上策動國民黨軍政人員起義和組織革命武裝當作推翻蔣介石政權的一項重要工作來抓。民革成立伊始就秘密成立了由李濟深、蔡廷鍇、譚平山、楊杰、朱蘊山、梅龔彬等人組成的軍事策反小組，制定了軍事工作要點，並先后有組織、有計劃地派出人員與各地各派的國民黨實力派人物，如傅作義、閻錫山、程潛、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等聯系，做說服工作，敦促他們認清形勢，轉變立場﹔還在雲南一帶組織人民自衛軍，以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邊區縱隊進行戰斗，發動武裝起義。從1948月9月開始，至1949年12月，濟南、北平、湖南、綏遠、雲南、四川等地的國民黨部隊相繼起義，實現和平解放。

　　民革從事的軍事策反工作具有積極的重大的意義。比如，民革策動的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起義。資源委員會領導著全國重工業、礦業、電力、制糖、造紙、化工等上千個國有大中型企業，有3萬多名技術和管理人員，以及20多萬名技術工人，是中國國民經濟建設的重要力量。1949年11月14日，資源委員會主任孫越崎通電其領導下資源委員會起義，手中的資源完整移交到人民手中，為百廢待興的新中國建設保存了很好的基礎。新中國建立初期經濟的恢復與建設，資源委員會的物資和財產起了很大的作用。再如在外交領域的策反工作。由於國民黨在軍事、政治上接連失利，國民政府在國際外交上也陷入困境，民革利用自己的獨特地位，策動一些愛國的駐外使館人員開展秘密活動，如法國大使館及巴黎總領事館、馬達加斯加島首府安塔那那禮佛總領事館等，相繼起義，脫離國民政府，投向人民陣營，擁護新中國，擁護中央人民政府，在國內外產生深遠的影響。

　　除在國內開展革命活動，民革還與海外分會互相支援，積極地在世界范圍開展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犯中國主權、援助蔣介石集團進行反革命內戰的斗爭。身在海外的民革成員，積極投身革命活動，用各種方式加強在歐美國家的宣傳。民革美洲分會在馮玉祥的領導下加強對美國各界人士的宣傳，促使更多熱愛和平的美國人士認清中國的現實，相繼發動反對美國政府援蔣運動，馮玉祥還多次拜訪美國國會議員、有影響的大法官、美國前副總統華萊士及其他官員等，向他們介紹中國內戰真實情況，督促美國政府盡快改變對中國政策。民革東南亞、澳洲、美洲組織，針對當地華僑開展宣傳，眾多華僑對中國革命的態度發生了變化，並為民革工作開展、方針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借鑒。許多西方報紙媒體紛紛指出，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黨已經眾叛親離、土崩瓦解。

　　民革從事的策反工作引起了蔣介石政府的恐懼和憤怒，他們對民革採取了鎮壓、瓦解的政策，還派出大量特務監視、恐嚇、甚至暗殺民革成員。一些民革黨員不幸遭敵人逮捕、暗害。如民革南京籌委會主委孟士衡、宣傳委員吳士文、工作人員肖儉奎等就被湯恩伯部槍殺。在川康地區從事反蔣運動的周均時、黎又霖、王白與、周從化、李宗煌五位民革黨員，相繼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最后犧牲在重慶軍統的集中營，后人尊稱五人為“川康五魂”。民革中央執委、民革西南地區負責人楊杰，在赴北平出席新政協會議之際，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於香港寓所。據1949年10月不完全統計，有32位民革黨員在地下工作和軍事活動中犧牲。

　　隨著解放戰爭形勢的發展，加之民革宣傳與策反活動的進一步開展，越來越多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和實力派人物，認識到國民黨的失敗已經不可避免，都想與民革取得聯系，為自己找到一條新的出路。據朱學范回憶，當時國民黨中，“除陳果夫、陳立夫兄弟與陳誠以外，幾乎沒有人沒到香港作過聯系”。到了1948年底，就連何應欽也派代表來到香港面見李濟深，表示“不願再幫助蔣介石”了。

　　這些反蔣活動破壞了國民黨后方的統治秩序，有力地配合了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在正面戰場上同國民黨軍隊的決戰，因而得到中共的高度重視。隨著三大戰役的結束，中國共產黨在軍事上的全面勝利已成定局，國民黨統治瀕臨覆滅。民革，還有其他民主黨派，進入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徹底推翻蔣介石政權、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的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