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欧博Laura Boushnak因一份阿拉伯女性文盲报告受到启发，开始创作《I Read I Write》。她踏上了穿越六个国家，深入了解无数女性日常生活的深刻旅程。

在其自身经历的激励下，《I Read I Write》将个人和集体经历进行结合，探索这些鼓舞人心的女性为获得教育而努力克服不同障碍的过程。2009年至2016年期间，Boushnak前往埃及、约旦、也门、突尼斯、沙特阿拉伯和加沙，为面临教育障碍的女性拍摄照片，包括那些晚年才开始阅读的女性，和逃避家庭反对继续学习的女性。

Boushnak生于科威特，现居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父母是巴勒斯坦难民。在Lensculture的访谈中，Laura Boushnak在家里向Eefje Ludwig讲述了自己改变和改善生活的愿望是如何促使她开始这个项目，并推动她继续关注教育质量的重要性。

联合国负责管理该地区许多学校，2020年，需要增加440所学校，以应付预期的人口增长。为了弥补教育设施的不足，学校实行两班制。班级规模很大，每班包含40至50名学生。据官方统计，学生的识字率很高；女性为93%，男性为98%。由于加沙的高等教育有限，许多学科没有开设，许多学生会寻求到国外深造。2016年拍摄于加沙。© Laura BoushnakQ

在书的序言中，你告诉读者，由于种种原因，作为一名年轻女性获得学位并享受教育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可以详细描述这方面吗？这段经历是如何塑造你成为一个人和摄影师的？

我在科威特高中毕业后，上大学非常困难。一开始，当时科威特的外国人不被允许上公立大学，欧博娱乐也没有私立大学。而且，不幸的是我父亲并不喜欢这种教育方式，因为他认为女人应该结婚，由丈夫照顾妻子。第三，当时我没有护照。我只有一份巴勒斯坦难民身份的黎巴嫩旅游签证，所以出国非常困难。另外，还有经济方面的问题——我父亲无法负担教育费用。当时，申请助学金或奖学金的网站也不像现在那么普遍。基本上，我找不到什么方向可以为自己创造新的教育机会。

于是，我在一所美国学校做了两年的接待员，攒了些钱。那段时间，我开始思考如何学习摄影，因为我喜欢带着相机到处走走，给我的朋友和家人拍照。后来，一个在黎巴嫩大学学社会学的朋友告诉我，不用参加线下的课程也可以上大学。所以，你可以通过学习，阅读相关材料，最后在年底申请考试。这就是我在科威特学校工作的两年时光。我爱上了社会科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因为它们接近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周围环境。

Basma经常出差，她在卧室里准备行李。Basma拥有达尔·爱克马大学的特殊教育学士学位，后来在英国伦敦大学获得了课程与评估硕士学位。“当我做大学入学测试时，我发现我社会科学科目成绩很高。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我对商业感兴趣，不是教书。” © Laura Boushnak

同时，我报名参加了纽约摄影学院的远程学习课程，那是我在翻阅自己买的一本摄影杂志时发现的。那个时代没有网络，所以他们会把资料邮寄给我。每一个单元我都要完成，欧博allbet并把它寄给我的导师，他又会把他的意见录成磁带邮寄过来。是不是听起来很古早？

在科威特工作了两年并通过了黎巴嫩的考试后，22岁时，我决定去贝鲁特和姐姐一起生活，开启我的新生活。通过一个朋友，我认识了一位报道黎巴嫩内战的前法国新闻社摄影师，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和他一起培训。所有的一切都源于此——我开始接受实地培训，学习编辑、冲洗和扫描胶片。后来我搬到塞浦路斯，在法新社总部工作了6年，担任编辑和摄影师，在申请法国护照后，我学会了法语，并搬到巴黎居住，在法新社工作了两年。

慢慢地，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职业，女性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很多，而不是简单地因为她不够优秀。

Q

你是如何开始《I Read I Write》这个项目的？

《I Read I Write》和我如何开始摄影有关。2009年，我开始研究这个项目，我从联合国2005年的一份报告中了解到，阿拉伯国家是世界上女性文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我当时非常震惊。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该地区的女性受到许多其他限制，包括上学，接受高等教育困难或中断，缺乏真正的学习课程，政治意识和行动能力低下等。即使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她们的就业机会也很稀少，战争和内战也影响了女性的发展。因此，欧博百家乐这些原因不仅阻碍了大部分阿拉伯女性的发展，还阻碍了整个地区的发展。

晚上停电的时候，Reem坐在客厅里，靠着智能手机的灯光，弹奏着乌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除了我们的行动受限外，女性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我只有在外出时才戴头巾，因为人们希望我戴头巾。这就是为什么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我会放音乐。音乐就是我的生命。”© Laura Boushnak

Q

你如何描述这个项目的核心关注点？

很多人认为这只是文盲问题，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分支。如果女性无法参与国家变革进程的原因是文盲问题，那反观一些海湾国家，那里并不存在文盲问题，而且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当高。在沙特阿拉伯，成千上万的女性出国留学。她们拥有博士学位，受过高等教育，但就算如此，她们也依然没有工作。

再以也门为例：目前，战争中断了教育。这种情况发生在叙利亚、利比亚和伊拉克。这不仅是因为父母不想送孩子上学，而是战争中断了教育。

今年1月，我被派往萨摩斯，在从萨摩斯到雅典的船上，他们要转移200个家庭。其中一个年轻的伊拉克妇女，已婚，有三个孩子。她给我看了她手上的纹身，这是她在离开前一晚为了庆祝他们终于要离开萨摩斯营地而纹的。我问她是否已经完成学业。她说她十岁就辍学了，当时巴格达正遭到人肉炸弹式的自杀袭击，父亲不敢送她去上学。现在，叙利亚战争已经持续了近10年，那一代的年轻男孩和女孩都没有上过学。

Q

你访问了哪些国家？你是以什么角度或带着什么问题去的呢？

如果按照这本书的结构，我会先关注文盲问题。在埃及，我通过一个非政府组织，让那些正在参加为期九个月扫盲计划的女性学习如何阅读和写作。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决定学习阅读和写作？通过她们的回答，我们了解到一些简单的事情可以改变她们的生活。例如，一位女性不想在公交系统中迷路，另一个女性只是想帮助她的孩子做作业。

第二个国家是约旦。尽管小学入学率相对较高，但有很多女孩在中学辍学。导致她们辍学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是父母经济水平低。虽然约旦的官员无法提供中断或结束学业的确切人数，但我好奇这些女孩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了寻求答案，我来到了安曼郊区。在这里，Nihaya Dabdub创建了一个社会支持中心，为渴望重新接受教育的辍学女孩们提供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教育项目。我对女孩们的问题是：你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实现什么目标？她们答案介于希望和困难之间，一方面她们对自己想做的事情抱有希望，但另一方面她们意识到自己会面临多大的挑战。

Aisha的女儿Wejdan，希望她能成为一名教师，这样她就可以教孩子们了。 © Laura Boushnak

第三个国家是也门，由于众多原因，也门是该地区文盲率最高的国家，作为阿拉伯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女童接受教育是她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也门，三分之二的女性是文盲，由于只有27%的女孩能上中学，我想知道那些能上高中甚至大学的比例是多少。于是，我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一位女性，她经营着一个非常厉害的非政府组织“YERO”，在那里，我为那些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女性拍摄了肖像。通过这些女性故事，我关注的是她们是如何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的。

Aisha，33岁，有三个孩子。她主修哲学和社会科学，目前在非政府组织“YERO”担任小学教师。她的母亲是个文盲，通过做清洁工的工作帮助她完成了学业。由于她能支撑家庭开支，所以丈夫没有嫌弃她的工作。她说，她上大学是为了不依靠任何男人，为了有自己的独立性。照片摄于也门。© Laura Boushnak

第四个国家是突尼斯。我对突尼斯很感兴趣，因为在阿拉伯国家中，突尼斯是与妇女权利有关的法律中最先进的国家，这里也不存在文盲问题。我该用什么角度思考突尼斯的女性和教育呢？我对由革命产生的大学学生会很感兴趣。这就是变革的来源——年轻人和大学。于是我决定访问一些学生会的积极分子，了解她们对革命后一些事件的看法，她们想实现什么？她们如何想象自己的国家和地区？我问我拍摄的女性：你想给你这个年龄的年轻女性传达什么信息?

Yasmine是学习平面设计专业的学生，她解释说，公共艺术大学墙上的涂鸦写着 “再画一遍”，这是对学院管理部门的蔑视，因为他们坚持抹掉学生留下的文字。照片摄于突尼斯。© Laura Boushnak

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奇妙的时光。她们都很年轻，虽然经常熬夜，但她们充满了活力。她们相信她们可以改变整个世界。与我之前访问的国家相比，在突尼斯，我似乎走出了教室，在生活的许多方面陪伴她们。我想知道她们是如何在极端保守的伊斯兰主义者日益增长的阴影下努力维护自己权利的。

Shams是一名正在学习英语文学学生，她在大学学生会选举中获胜。她喜欢和同学们一起坐在她们最喜欢的地方——在已故黎巴嫩共产主义思想家Hassan Hamdan(又名Mahdi Amel）的涂鸦墙下，Mahdi Amel在80年代被暗杀。Shams说，Amel的口号经常被伊斯兰主义者抹去。照片摄于突尼斯。© Laura Boushnak

访问完突尼斯后，我来到了沙特阿拉伯。如果不来这个政教统一和父权制根深蒂固的国家，我的创作就不可能完整。这个盛产石油的国家的势力范围远远超出了它的边界。同样，这里的问题不是教育，因为很多人都拥有博士学位。但我关注到了失业问题，我在一份报告中读到，96%的女性从事教育工作，很多男性也喜欢这类工作，因为更安全、容易。那不在这个行业工作的4%的女性呢？

2016年3月16日，35岁的电影制片人兼演员Ahd在吉达的公寓里上瑜伽课。Ahd是一名经过认证的瓦穆克提瑜伽老师。她在沙特阿拉伯教授了一年的课程，并计划为瑜伽老师和全面治疗师创建一个社区。Ahd纹身的意思是 “What will be will be”。© Laura Boushnak

我开始寻找从事不同工作的女性。我与五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相处，她们让我更深入地了解到她们的个人和职业生活，并向我展示了她们所能获得的工作和实际工作能力之间的鸿沟，以及她们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弥合。我问她们：工作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与整个阿拉伯地区唯一获得认证的女性眼科医生、职业教练、电影导演和演员、一位编写教育课程、经营自己公司的女性以及一位化学工程师合作。

Rozana(右)在与她的客户Azhar进行业务指导，Azhar是一位社交媒体达人、活动策划师和派对用品企业家。Rozana是沙特第一位成为准认证教练和认证专业合作教练的女性。她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围绕着如何为人们创造机会，让他们过上更有目标的生活，并帮助他们成为有影响力的领导。目前，她和沙特一些由女性领导的组织合作。© Laura Boushnak

Rozana每个月举行一次读书会，这是她作为一名沙特女性领导人发起的，她们希望提升领导能力和个人成长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她们与The Lighthouse创始人Nouf共同主持了这些读书会。主题从创造力、女性身份到精神和个人发展等。© Laura Boushnak

最后一个地点是加沙。我和一个被非法滞留在约旦的朋友交谈，她已经被英国一所大学录取，正在等待签证。由于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占领，许多学生，无论男女，虽然都获得了奖学金，但最终因为不能按时离开加沙而失去了奖学金。他们无法通过约旦或埃及过境。在普遍的基本人权中，受教育的权利和自由行动对我来说尤为重要。在加沙，大多数人被剥夺了这两种权利。在逗留期间，我遇到了四位女性，她们正在处理申请旅行许可证的复杂手续。她们的故事反映了她们面对的双重困难，一方面，她们需要应对在难以喘息的战争期间种种不确定事件，另一方面，她们需要面对在这个不可预测的环境中所产生的焦虑和痛苦的情绪。我问她们：为什么继续接受教育？在这些女性身上，你会感受到希望，看到她们解决的方式。女性需要更多的参与，当她们拥有机会，她们所做的会超出你的想象。

“当我的旅行签证不断地被拒绝而又不提供任何理由时，我快要疯了。我觉得这种不确定的情况太难处理了。”21岁的Asmas被美国一所大学录取并学习英语文学。一年多来，她一直试图通过加沙的两个官方过境点离开加沙。© Laura Boushnak

“我永远不想离开加沙。它是我的家。但我想出国学习音乐，因为这里没有音乐学院。我曾经试图申请出国留学，但被拒绝了。工作人员说，由于不确定我能否按时离开加沙去参加课程，所以他们把我的名额让给了别人。”Reem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乌德琴演奏者，是乐队中唯一的女性成员，最近被哈马斯政府禁止公开演出。照片摄于2016年的加沙。© Laura Boushnak